作者：安 黎

　　回眸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中国散文的文体自春秋伊始至清末而终，皆自成体系，在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里，自我萌芽，自我发育，鲜与世界散文的文体进行触摸和接吻。追根溯源，中国散文的祖父祖母，并非文学，而是历史和哲学。也就是说，中国散文的传承基因，浸有历史的骨血，含有哲学的精髓。起初的散文，并不涉及家长里短，甚至连抒情，都视之为“狗肉上不了席面”，悭吝得不肯施之以一词一句——抒情全盘交付给了诗歌——高高在上的散文，忧患的是社稷的安危兴衰，梳理的是历史的来龙去脉，倾心于以事说理，专注于谈古论今。也就是说，散文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样本而存续的，其用意也不在于审美，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揽储社会的大事件为己任，以给身居庙堂者指点迷津为使命，以辞藻的能言善辩为自得。那时的散文文体，除却司马迁的《史记》等这类亦史亦文的大块头著述之外，包括诸子百家的七嘴八舌在内，大多都是短小精悍的，是惜墨如金的，几句话能点透的事理，绝不拖泥带水。及至到了唐宋时期，散文才向生活的烟火渐渐靠拢，也才将聚焦的镜头和挥毫的笔尖伸向人的生活和人的心灵，但说理的气息依然浓重，叙述依旧只是工具，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还在于阐释事理。“五四”时期的散文写作，尽管对古代散文的传统有所承袭，但就其容貌而言，却是一副混血儿的崭新面孔。“五四”散文是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其散文的操弄者，下里巴人的身影罕有稀缺，几乎皆为学人雅士。隶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文人雅士，因国门敞开，世界文学扑面而来，于是他们像饿急了的孩童，贪得无厌地古今通吃，中外兼容，一个盘子里盛着水饺，一个盘子里盛着沙拉，左手举着孔孟的“子乎者也”，右手举着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兼容并蓄的胸怀，登高望远的视界，以及古学西学杂糅的学养，都为他们笔下散文的缤纷，提供了厚实的沃壤。纵观他们的文风，普遍带有西化的倾向：惯用长句式，学究气十足，在谈天说地中洋溢着自恋，在油盐酱醋中也不忘夹带外语单词。即使是现在，众人一谈及“五四”时期的文学，神情也不无敬意，究其原因，除了“五四”作家的识见高远和学养丰沛之外，我以为主要还不在于他们的妙笔如何地生花，笔下怎样地锦绣，而在于他们作品的精神指向，更顺应历史文明的趋势，更具有精神伦理的现代性，因而也就更易于引发人的深度认同和情感共鸣。究其“五四”作家的价值取向，发现其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脉相承，即发现人体之美，尊重生命之贵，呼唤个性之解放，倡导精神之自由……自两千年前诸子百家的众声聒噪之后，中国文学尽管并不缺乏姹紫嫣红的时段，但就其整体而言，却是沉闷的，是拘谨的，是悄悄话式的，是温开水式的，历时两千年后再一次井喷式地众声喧哗，正是“五四”时期。遗憾的是，这一时段，犹如恍惚一梦般短暂。

　　中国最早的散文一词，出现于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但徒有散文之谓，却实无散文之体。散文以文体的面目映世，得益于“五四”时期“拿来主义”的盛行。中国古人对于文学类别，采用的是“二分法”，即韵文和非韵文。散文为无韵之文，自然被划入非韵文之列。而文学的“四分法”，即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正是“五四”的先贤们，伸着筷子从西方文学的烤箱里夹出的牛排，而不是从自家锅里捞出的面条。

　　将散文从非韵文的大杂烩里剥离而出，无疑是一种跨越性的进步。散文与小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体量瘦小而又实话实说，不把一说成二，不把蜗牛夸张成耕牛，远离虚构，拒斥假戏真做；散文与历史的分道扬镳，在于其不再目光朝上瞅，不再板着面孔故作肃穆状，而是家长里短的，是亲和的，是随便的，是鲜活的，甚至是调皮顽皮的。

　　中国当代散文要崛起，在我看来，不需要玩太多的花样，只要与三条河流并流就已足够：一是精神气血上回归“五四”；二是在散文疆域之大与文字之美上，向古人看齐；三是借鉴西方散文文体的不拘一格。

　　文体无对错，合体为对，不合体为错。事实是，西方的散文文体，异常随意，短到三五百字，长到数十万字，其体式的选择，仅取决于内容之简还是内容之繁，并不考虑其他因素——言之无物，短而又短都显得多余；言之有物，长而又长并无不妥。

　　上等的散文，同样能成就一个作家的伟大——是否伟大，当然不能以文体的选择和篇幅的长短来衡量，关键是要看在写什么和写得如何。

　　（作者系《美文》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