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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文体的宿命与重建

来源:中国文化报2019-02-28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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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 黎

  回眸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中国散文的文体自春秋伊始至清末而终,皆自成体系,在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里,自我萌芽,自我发育,鲜与世界散文的文体进行触摸和接吻。追根溯源,中国散文的祖父祖母,并非文学,而是历史和哲学。也就是说,中国散文的传承基因,浸有历史的骨血,含有哲学的精髓。起初的散文,并不涉及家长里短,甚至连抒情,都视之为“狗肉上不了席面”,悭吝得不肯施之以一词一句——抒情全盘交付给了诗歌——高高在上的散文,忧患的是社稷的安危兴衰,梳理的是历史的来龙去脉,倾心于以事说理,专注于谈古论今。也就是说,散文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样本而存续的,其用意也不在于审美,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揽储社会的大事件为己任,以给身居庙堂者指点迷津为使命,以辞藻的能言善辩为自得。那时的散文文体,除却司马迁的《史记》等这类亦史亦文的大块头著述之外,包括诸子百家的七嘴八舌在内,大多都是短小精悍的,是惜墨如金的,几句话能点透的事理,绝不拖泥带水。及至到了唐宋时期,散文才向生活的烟火渐渐靠拢,也才将聚焦的镜头和挥毫的笔尖伸向人的生活和人的心灵,但说理的气息依然浓重,叙述依旧只是工具,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还在于阐释事理。“五四”时期的散文写作,尽管对古代散文的传统有所承袭,但就其容貌而言,却是一副混血儿的崭新面孔。“五四”散文是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其散文的操弄者,下里巴人的身影罕有稀缺,几乎皆为学人雅士。隶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文人雅士,因国门敞开,世界文学扑面而来,于是他们像饿急了的孩童,贪得无厌地古今通吃,中外兼容,一个盘子里盛着水饺,一个盘子里盛着沙拉,左手举着孔孟的“子乎者也”,右手举着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兼容并蓄的胸怀,登高望远的视界,以及古学西学杂糅的学养,都为他们笔下散文的缤纷,提供了厚实的沃壤。纵观他们的文风,普遍带有西化的倾向:惯用长句式,学究气十足,在谈天说地中洋溢着自恋,在油盐酱醋中也不忘夹带外语单词。即使是现在,众人一谈及“五四”时期的文学,神情也不无敬意,究其原因,除了“五四”作家的识见高远和学养丰沛之外,我以为主要还不在于他们的妙笔如何地生花,笔下怎样地锦绣,而在于他们作品的精神指向,更顺应历史文明的趋势,更具有精神伦理的现代性,因而也就更易于引发人的深度认同和情感共鸣。究其“五四”作家的价值取向,发现其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脉相承,即发现人体之美,尊重生命之贵,呼唤个性之解放,倡导精神之自由……自两千年前诸子百家的众声聒噪之后,中国文学尽管并不缺乏姹紫嫣红的时段,但就其整体而言,却是沉闷的,是拘谨的,是悄悄话式的,是温开水式的,历时两千年后再一次井喷式地众声喧哗,正是“五四”时期。遗憾的是,这一时段,犹如恍惚一梦般短暂。

  中国最早的散文一词,出现于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但徒有散文之谓,却实无散文之体。散文以文体的面目映世,得益于“五四”时期“拿来主义”的盛行。中国古人对于文学类别,采用的是“二分法”,即韵文和非韵文。散文为无韵之文,自然被划入非韵文之列。而文学的“四分法”,即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正是“五四”的先贤们,伸着筷子从西方文学的烤箱里夹出的牛排,而不是从自家锅里捞出的面条。

  将散文从非韵文的大杂烩里剥离而出,无疑是一种跨越性的进步。散文与小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体量瘦小而又实话实说,不把一说成二,不把蜗牛夸张成耕牛,远离虚构,拒斥假戏真做;散文与历史的分道扬镳,在于其不再目光朝上瞅,不再板着面孔故作肃穆状,而是家长里短的,是亲和的,是随便的,是鲜活的,甚至是调皮顽皮的。

  中国当代散文要崛起,在我看来,不需要玩太多的花样,只要与三条河流并流就已足够:一是精神气血上回归“五四”;二是在散文疆域之大与文字之美上,向古人看齐;三是借鉴西方散文文体的不拘一格。

  文体无对错,合体为对,不合体为错。事实是,西方的散文文体,异常随意,短到三五百字,长到数十万字,其体式的选择,仅取决于内容之简还是内容之繁,并不考虑其他因素——言之无物,短而又短都显得多余;言之有物,长而又长并无不妥。

  上等的散文,同样能成就一个作家的伟大——是否伟大,当然不能以文体的选择和篇幅的长短来衡量,关键是要看在写什么和写得如何。

  (作者系《美文》杂志副主编)

[ 责编:刘冰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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