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纪宴
10月10日晚,“德意志留声机120周年”庆典音乐会在太庙享殿前的院内广场奏响。今年的北京似乎在十一长假刚过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深秋,晚间的气温已经降到了7摄氏度左右,由于时有夜风吹来,让端坐和站立于户外的人体感觉温度更低。在下半场的《布兰诗歌》中担任独唱的年轻的俄罗斯女高音艾达·加里富林娜甚至穿上了暖和的皮草大衣,这件洁白的大衣让她像白雪公主一样楚楚动人,不过这种着装在音乐会上确实不多见。
事实上,全世界两个顶级乐团一年一度极具影响力的户外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的森林舞台音乐会、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美泉宫夏夜音乐会,虽然演出时间安排在仲夏和初夏,但也常遇到低温和雨天。维也纳爱乐乐团官方网站页面在公布夏夜音乐会的日期时甚至还特地注明“如遇风雨,择期举行”。
既然可能遭遇天气这种不可控因素,为什么还要将演出者和听众置身户外?柏林和维也纳爱乐乐团这样闻名全球的乐团,他们年复一年举行的音乐会有着极佳口碑,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是收视率最高的古典音乐盛事之一,而户外音乐会仍给乐团及其所在城市带来更高影响和声誉。音乐会由何人演奏、演奏何人的作品固然十分重要,但有些时候,在何地演奏,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
而这一晚的太庙音乐会正是如此。20年前的1998年,张艺谋执导的普契尼《图兰朵》由指挥家祖宾·梅塔率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歌唱家联袂意大利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在太庙前呈现,那次演出的深远影响持续至今。2001年,帕瓦罗蒂、多明戈与卡雷拉斯举行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再次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文化事件。
今年这次太庙演出,作为享有唱片领域“世界第一古典厂牌”的德意志留声机(其缩写“DG”)120周年庆典,在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的太庙前举行,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文化壮举。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于1898年在德国汉诺威成立,至今走过了120年。这期间留下录音的音乐家中,有很多都是载入史册的一代大师,如指挥家富特文格勒、卡拉扬、卡尔·伯姆、伯恩斯坦、穆拉文斯基、克莱伯、阿巴多、蒂勒曼、杜达梅尔,钢琴家霍洛维茨、米凯兰杰利、波利尼、阿格里奇,小提琴家克莱默、穆特,歌唱家翁德里希、菲舍尔-迪斯考、特菲尔、涅特莱布科等。
中国大提琴家王健,钢琴家郎朗、李云迪和王羽佳均与德意志留声机有过合作,其中郎朗和王羽佳还是录音由该公司独家发行的“专属艺术家”。而在今年6月,指挥家余隆作为艺术总监领导的上海交响乐团与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的签约,不仅标志着中国音乐家尤其是交响乐团与“世界第一古典厂牌”合作的新起点,也显示了以演奏艺术为代表的中国音乐家在艺术高度与号召力方面达到的新高度。太庙前的音乐盛会,作为德意志留声机在2018年在全球各地举行的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令人瞩目的意义自不待言。
由指挥家黄贻钧根据刘天华的二胡曲改编的《良宵》,在此时此刻奏响,意味深长,在宁静致远氛围中开启庆典,也与太庙这座古老建筑的气度奇妙契合。小提琴家玛丽·塞缪尔森担任独奏的当代作曲家马克斯·李希特的《十一月》,与余隆指挥下的上海交响乐团共同奏出的湍急音流,让人油然而生“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感慨,想到眼前这座巍峨的建筑所经历的600多年风雨沧桑。当代音乐所要表达的,与我们先贤的“逝者如斯夫”之叹有着多么完美的共鸣。《十一月》之后,德意志留声机的钢琴新秀、被广泛地称赞为天才音乐家的丹尼尔·特里弗诺夫弹奏拉赫玛尼诺夫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脍炙人口的协奏曲第一乐章著名的开始——那一连串力度逐渐增强的和弦,其撼人心魄的力量,由于这一晚的独特氛围,仿佛增加了新的内涵,它更像是洪亮的钟声,回荡于太庙的上空。
而这场音乐会给听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下半场的《布兰诗歌》。激越热烈的起始句一响起,很多此前并不熟悉这首作品的人可能会立刻认出——啊!“灭灯”音乐!江苏卫视的收视率极高的相亲节目,用这段音乐作为“被灭灯”嘉宾退场时的背景音乐,其出现频率之高,足以让最缺乏乐感和对古典音乐毫无兴趣的人也耳熟能详。这种对经典作品断章取义的做法令严肃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反感但却无计可施。不过,被“断章”的作品,有机会完整聆听,尤其在意义特殊的场合,或许更有意义。
女高音艾达·加里富林娜、男高音托比·斯宾塞、男中音路德维克·泰兹及上海交响乐团、维也纳歌手学院合唱团、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组成的庞大阵容,也确实让这一晚的《布兰诗歌》与以往不同。指挥家余隆是《布兰诗歌》的热爱者,我第一次听他指挥这部作品是在18年前,那是中国交响乐团1999-2000音乐季中的一场音乐会。
《布兰诗歌》这部作品的曲名在我国有着各种不同的译法,包括《博伊伦之歌》《布兰诗歌》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译法就未能统一。
1803年,在本笃伯尔恩村古老修道院的图书馆尘封已久的故纸堆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包羊皮纸卷,上面密密麻麻地抄有200多首诗作和歌曲,还有6部宗教剧。这些用艰深的中世纪拉丁文和古代中部高地德语写下的诗歌成为举世闻名的《布兰诗歌》。经过学者的考证和研究,这些篇什多出自13至14世纪的游荡诗人和大学生。
“游荡诗人”(goliard)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称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前者是中世纪英国、法国及德意志各地的流浪学者和神职人员,这些人以写作赞美酒和狂欢生活的讽刺韵文与诗篇著称,而《布兰诗歌》就集中体现了游荡诗人的创作风格。诗歌的主题和风格各不相同,既有酒歌、庄重的情诗,也有纵情的诗行,还有数量可观的宗教诗篇和牧歌式抒情诗,也夹杂着针对教堂和政府的讽刺诗。
1847年,德国学者施迈勒(J.A.Schmeller)以《布兰诗歌》为标题出版了本笃伯尔恩修道院发现的诗歌古卷,在学术界、思想界和艺术领域引起了震动,冲击甚至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中世纪的刻板印象——宗教统治一切,人性受到压抑。中世纪修道院的这些诗篇纵情歌唱宴饮、爱情和生命的狂欢,赞美尘世生活,同时又透出对世界、人生的深刻思索。
同样受到震动的有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当他在1935年读到《布兰诗歌》时,深深地被其中的诗行所吸引。他以粗犷有力、热情奔放的音乐赋予古老的诗篇以新的生命。奥尔夫的《布兰诗歌》于1936年完成,标题为《布兰诗歌,为独唱、合唱创作并伴有器乐与奇妙舞台场景的世俗歌曲》。当这部宏伟的作品于1937年6月8日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首演时,留给很多听众的强烈印象恰如评论家托马斯·卡尔克所写下的:“从奥尔夫的《布兰诗歌》奏响第一小节起,我们立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神奇的音乐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唤醒了我们心中被压抑已久的人性……”
这样一部作品,与我们的古老太庙并无多少关联,正如与相亲节目中的“灭灯”没有关联一样。但在10月10日这一晚的音乐会上,在美丽而庄严的太庙映衬下,欧洲古老经卷激发的恢宏之音与东方文化有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合唱在乐团的有力烘托下高歌:“啊,命运,你如月亮变无常,阴晴圆缺照苍茫。”这与苏轼“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名句,构成了深沉的共鸣与对位。(王纪宴)